《康熙：皇帝的自画像》是史学大家史景迁的⼀次写作上的⼤胆尝试，被《康熙的红票》作者孙立天称赞：“这完全是一种原创。”

全书分为游、治、思、寿、阿哥、谕六个篇章。史景迁模仿康熙奏折批语的语气，以第一人称进入康熙私密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帝王普通人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一个聪明幽默、恐高、爱游玩、有好奇心的人如何变得歇斯底里和残忍，如何一步步走向破灭。

史景迁说，这本书部分借鉴了莎⼠⽐亚的⼈⽣七个阶段理论。“康熙是帝王，但也是⼀个⼈。……为什么我不能从这个⻆度描绘⼀个真实的、有⼈性的康熙呢？”

除了其在世和驾崩后两版遗诏的对照，本书还特别收录了康熙卸下面具后的一些真心话——写给太监总管顾问行的17封私人信件，这或许是现存唯一中国古代帝王的系列信札。

康熙的统治（节选）

文/史景迁

本书在康熙（1661—1722年在位）治下的帝国世界做了一次短途旅行。这场旅行的目的，是揣摩其思想的多个维度：

他为治理中国投入了哪些内部资源？他从周围的世界学到了什么？他如何看待他的臣民？什么让他快乐，什么让他愤怒？他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他对什么念念不忘？作为满人征服者的后裔，他是如何适应汉人的思想和政治环境的？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和宗教思想的新潮流，又是如何影响他的？

康熙常服画像

第一章《游》包括了康熙游历时的想法和他对自己治下国家之富饶与多元的认知。

在他写给太监顾问行的一封信中，他自豪地指出自己在东西南北每个方向旅行都已经超过两千里：向西到达山西和陕西，向北穿越戈壁前往克鲁伦河，向东穿越辽东前往乌拉，向南纵贯中原，抵达长江下游的绍兴。正如康熙所言：“江湖、山川、沙漠、瀚海，都走过。”他在旅途中的一项兴趣，就是搜集、比较沿途遇见的各种植物鸟兽，并收藏于各处夏宫和御花园，其位置就像他的旅程一样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距离北京驱马易达：西有畅春园，南有南园，东有汤泉，而在辽东南部的群山中，有他最爱的热河行宫。

康熙有时也会为了狩猎而旅行。他喜欢在皇子和御前侍卫的陪同下，在近乎荒无人烟的蒙古和东北地区活动，用弓或铳射击走动或飞过的任何东西。垂钓另有一番乐趣。他喜欢罗列自己的猎杀成果，强调长城之外莽莽群山中满人的尚武传统。17世纪初，康熙的曾祖父和祖父就是在那里巩固了满洲诸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定居农业的集权化军事组织，征服或联合了周边的蒙古人，赢得了生活在长城以北的汉人的效忠。

康熙南巡图

我揣摩康熙思想的另一个范畴，体现在本书的第二章《治》。

对康熙而言，治国需要对整体的经济和教育结构，乃至对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们性情的评估与形塑，承担首要责任。对他的治国理论影响最重大的事件，毫无疑问就是“三藩之战”这场恐怖的内战。这场战争爆发于1673年，持续了八年。三藩是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1644年明朝倾覆时，为了回报他们对满人军队的效力，清廷授予他们华南和西南的广袤封地，实质上是按照独立王国运作。1673年，康熙在同议政大臣和高级官员长期讨论后，决定让吴三桂和其他两位藩王离开封地，定居东北。这一决定与大多数大臣的建议背道而驰。正如大臣们所警告的那样，这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内战，几乎让康熙丢掉了江山。

康熙戎装图

虽然1681年叛军已被完全摧毁，但康熙继续思考着这场内战和他在其中的责任。他经常以此为例，说明做出正确决定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黎民百姓在战争期间受到的极度痛苦深深打动了他，清军的拖沓同样令他勃然动怒；战后，他对很多为首的叛乱人员处以极刑。然而，刑罚不是随意施加的，而是依据律例中有关叛乱的条款来处置。康熙普遍关切牵涉死刑的各类案件，这进一步提醒我们，中国的司法并非冲动的产物：律例是复杂巧妙的，为广布全国的官僚机构成员提供释法和判例的共同框架。（还有一套与之并行的规章制度，以便广泛的征税机制实现一体化、标准化运作。1712年，康熙宣布冻结征税“丁”额，试图将之作为后世税赋的定额标准，以彰显中国的昌盛，并抑制政府的非必要开支。）

第三章《思》中，我们走出皇帝的行动和常识，转入更加无形的领域，看他如何在这个领域中应对新的现象。

在康熙看来，成功的思想需要具备开放性和灵活性。这与占主流地位的理学主张的学术严谨、避免空想及坚持操守有所不同。康熙隔三岔五就对后面这些方法论表达敬意，并经常提及儒家经典，引用宋代哲学家朱熹的 “格物”理论，就像他经常引用阴阳学说和《易经》一样。但他似乎算不上一位高深的哲学思想家。相反，他的出色特质是旺盛的好奇心，他能从发现事物的构成和运作方式中获取无穷无尽的乐趣。

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对几何、机械学、天文学、地图学、光学、医学、音乐和代数产生过兴趣；在这些领域和其他一些领域，他赞助了大量的学术和百科全书式课题。他参观孔子的故居和墓地时，我们可以看到庄严肃穆的场面丝毫没有抑制他对信息的渴望；在他与教皇使节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愤怒之余仍在探寻准确的信息。

康熙演算数学的草稿

康熙认为过去之事都是存疑的。因此，他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口述史”感兴趣，坚持采用尽可能广泛的材料为亡明修史。他延揽了一些原先不服清朝统治、仍然追忆前明皇帝、认为满人是篡位者的学者参与明史编修项目；为了拉拢这批学者，康熙还开辟了特殊的恩科考试“博学鸿儒”，充分展现了他手段的灵活与机敏。但他并没有容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戴名世，以其撰写大逆文字为由，下令将其处决。而事实上，戴名世只不过是积极运用自由史学探究的原则来撰写明史。康熙的思想终究没有超越政治。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第四章《寿》展现康熙如何密切关注肉体的脆弱，如何将这种意识转变为对膳食、疾病、医药和怀旧的兴趣。

他对生理和精神上的虚弱直言不讳得令人惊讶——显然，部分目的是争取公众的同情，号召人们在危急时刻支持他，但这样的真诚对他而言也具有深刻的重要性。敬老和孝道在他治下的中国是高度仪式化的，他需要在规定的场合做出某种响应和姿态。然而，或许是因为康熙的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他对祖母和儿子胤礽公开表露的情感超乎寻常；从现存的信件残篇中，我们可以判断这种公开的情感在私下同样如此。

康熙对疾病十分敏感：他不仅明白，承认身体虚弱是终极的坦诚，也知道，通过医疗手段（如果看似可行的话，宗教或巫术手段亦无妨）阻止虚弱是终极的常识。在康熙时代的中国，医学实践是高度专业化的，有大量关于诊断和治疗的著作以及详尽的药典作支撑。正如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一样，这位皇帝在医学方面可以放纵自己的奇思妙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他知道，身体的衰老不可避免。

在朱批中与大臣讨论身体保养

康熙要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相抗争，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他的历史声誉和后代。他有五十六个在出生后存活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但只有一个儿子是皇后所生，就是胤礽。康熙过度地望子成龙，对他呵护备至。胤礽从小就被当作储君培养。他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不可避免地成为纠缠不清的派系联盟的焦点，毒化了宫廷生活，并分裂了满人世袭贵族的队伍。由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的满人军事体系由八个主要部分组成，称为“八旗”；康熙统治时期，八旗制度仍然由来自大部族的强大将领主导。这些将领随储君争宠，他们的阴谋蔓延到许多满人官员和汉族高级官僚。

朋党政治的主题在本书第五章《阿哥》中十分突出。

1669年，康熙在家财雄厚、权倾一时的叔岳父索额图的帮助下，摆脱了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鳌拜。三十四年后，未经审判，康熙就下令将索额图在狱中处死；又过了五年，索额图的六个儿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712年，京城九门步军统领托合齐及其心腹亦遭处决。康熙晚年愤怒的辩论和痛苦的诏书带领我们稍稍进入了一个爱与恨的扭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期望显然遭遇了残酷的破灭，一个聪明而幽默的人有时变得歇斯底里又残忍。康熙暗示有人企图暗杀他，更怀疑自己的爱子胤礽耽溺于同性恋活动。康熙对此深恶痛绝：他处死了三个曾到过胤礽宫中的厨子和侍童，命令秘密线人追查与在南方购买男童有关的“第一等人”，还召集自己的心腹侍卫作证，说他始终保持龙体的“纯洁”。但其他许多内容都是捕风捉影，在《阿哥》中，我们超越了历史记载，进入了一个绝望的私密世界。

经过写作风格与谋篇布局方面的大量试验后，我决定用康熙自己的话构建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由此呈现出前述各种各样的素材。

编排这些不同素材的过程中暗含着一种遵循时间线的运动感：从身体的活力，到有力的行动和过硬的思考，再到虚伪与虚弱。在这层意义上，本书近似一部传记。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前五章全都是对第六章的扩展性评述。第六章包含康熙自己1717年起草的遗诏。这份诏书被认为是康熙自己表达内心思想的重大尝试。几个月后，一些官员询问康熙是否另有讯息向臣民传达时，康熙怒斥道：“朕缮写一生之事，已备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矣。”

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评价，这份遗诏是一篇简短得令人迷惑的自传，但在当时，还没有帝王自传的传统供康熙参考。它现有的样子——中文有16页——是康熙年间发布的篇幅最长的诏书。如果对我们来说，它看起来并不完全连贯，或者似乎是陈词滥调和真情实感的奇怪结合，那更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康熙，而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自己。（顺带说一句，该版本的遗诏可以与他驾崩后发布的更正式、更套路化的版本对比，见附录二。）因此，本书前五章成为康熙用自己的话对其晚年的人生掠影所做的解释。

康熙驾崩后发布的遗诏

这个视角可以使读者为本书设定不同的时间框架。书中的各章不仅跨越了康熙下诏之前的六十三年，还可以压缩成他下诏之前的一个小时。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 年12月23日，康熙准备向官员们致辞时，就是在这样的回忆中度过的。当时很多事情纠合在一起，使他非常关注死亡与历史的问题：皇太后奄奄一息，他自己也正在忍受头晕发作，他双脚肿胀，疼得很难走路；皇子们针对继承权的尖锐派系斗争再度点燃。因此，本书可以视为在尝试探索记忆的力量如何超越时间，尝试描绘顷刻间集中意念便能唤醒的人生经历。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临结尾时写道：“一小时不仅仅是一小时，它是一个花瓶，内里盛满了香气、声音、想法和氛围。”他又继续写道：“我们所谓的现实，是我们的感觉与同一时刻环绕我们的记忆之间的某种默契。”这段话让历史学家望而生畏，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装满那个花瓶；而且，即使他能装满，随机流传的史料也不足以让他捕捉到“某种默契”。

但是，望而生畏并不等于改变目标。在这里，只要我能够重新捕捉到康熙的身影，他就会跨越语言和时间，做出自我陈述。